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徐金星:关于洛阳白马寺的几个问题
发布时间:2018-08-20 15:43:23   浏览次数:840   文字大小:【

本文作者:徐金星
 

  位于汉魏洛阳故城西约1公里,今洛阳市老城东约12公里的白马寺,是佛教传入中原地区后所创建的第一座佛寺,是源于南亚次大陆古印度的佛教,在中华大地,周、孔、老、庄之邦赖以发荣滋长的第一座菩提道场。白马寺之于中国,正如竹林精舍、祇园精舍之于印度,故有“中国第一古刹”、中国佛教“祖庭”、“释源”之称。“祖庭” ,意为祖师之庭院;“释源”意为释教(即佛教——为释迦牟尼所创)之发源地。这就使洛阳白马寺和中国的其它任何一座佛寺都有所区别,从而在中国佛教史上占有一种独特的地位。而且,佛教不但对中国人民的思想、文化和生活产生了重大的影响,还经由中国逐步传播到越南、朝鲜、韩国和日本(以后一直是日本的主要宗教)等国。所以对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佛教来说,实际上洛阳白马寺也是其“祖庭”和“释源”。

  但因年深岁远,迭经兴废,早期白马寺的面貌至今已难以具体描绘了。所幸白马寺的位置自创建迄今大体没变。另,白马寺内今存的某些遗迹、遗物,由于史籍误载、失载或载之不详,从而以讹传讹,历代相因,结果一些关于白马寺的错误不当的、或令人模糊不清的所谓“传统说法”,便一直流行到今天。这里笔者拟就白马寺的位置、清凉台、《洛京白马寺祖庭记》碑、“元代泥塑罗汉”谈谈自己粗浅的看法,并对齐云塔的声学现象试作解释,以就教于对中国佛教或对白马寺有兴趣的朋友们。

  一、关于白马寺的位置

  和洛阳白马寺位置有关的最早记载,见于东汉末年牟融《理惑论》,其文日:“……时于洛阳城西雍门外起佛寺,于其壁画千乘万骑,绕塔三匝。”

  其后的文献还有,如:

  《水经·谷水注》说:“谷水又南迳白马寺东。”

  《洛阳伽蓝记》说:“寺在西阳门外三里御道南。”

  《高僧传·摄摩腾》说:“……至乎雒(洛)邑,帝甚加尝接,于城西门外立精舍以处之,……腾所住处,今雒阳城西雍门外白马寺是也。”

  汤用彤《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》说:“……太康十年(289年)四月译《文殊师利净律经》,十二月出《魔逆经》,均在洛阳西白马寺。”

  以上资料都说白马寺在洛阳城西,有些还具体说到和雍门、西阳门的相对位置关系。

  关于东汉雍门,《洛阳伽蓝记》说:(北魏洛阳内城)“西面有四门,南头第一门曰西明门,汉曰广阳门……次北曰西阳门,汉曰雍门。”《永乐大典》本《河南志》说:“ (东汉洛阳)“西面三门,南曰广阳门,中曰雍门,北曰上西门。”①可见雍门即东汉洛阳城西面三门中的正中一门。

  关于北魏西阳门,上述《河南志》说:“西有四门,南曰西明门,次北西阳门,次北阊阖门,次北承明门。”可见西阳门即北魏洛阳内城西面四门中之南数第二门。

  1962年夏起,中科院考古研究所(后属中国社会科学院)洛阳工作队对汉魏故城进行勘查,探明了城垣、城门等。其中,“Ⅱ号城门,西垣南起的第二门,南距1号城门约880米,西距今白马寺约1公里,郑洛公路正从阙口上通过。……是一个门洞,城外路土保存完好,城内路土尚存一段。从此门的位置看,应是汉的雍门。”②“Ⅲ号城门,西垣南起第三门,南距Ⅱ号城门约500米,在白马寺的东北,当地群众叫‘胶化口’。门洞阙口宽约16米,两侧有夯土门阙,门道长约33米。……应是北魏太和年间改建的西阳门。”③

  段鹏琦先生在《汉魏洛阳城的调查与发掘》一文中说:“西垣南起第二门,南距第一门约880米,应是东汉的雍门,魏晋的西明门,北魏太和年间,因其‘邪出’而废弃。”“西垣南起第三门,应是雍门废弃后,北魏营建的西阳门。南距第二门约500米,门洞缺口宽约16米。”④

  关于东汉雍门在太和年间废弃一事,早在《水经·谷水注》已有记载:“谷水自阊阖门(北魏洛阳内城西垣北起第二门)……南出径西阳门,旧汉氏之西明门也,亦曰雍门矣。旧门在南,太和中以故门邪出,故徙是门,东对东阳门。”经考古勘查,东垣北起第二门,即北魏东阳门、东汉中东门,正对西垣西阳门,门洞缺口约12.5米,由西垣西阳门至东垣东阳门有一条大道,东西直行,在宫城南侧通过,宽约41米,全长约2630为⑤。证明《水经注》的记载是可信的。

  通过上述文献记载资料和考古勘查可知,东汉雍门在南,北魏西阳门在北,两者相距约500米。今白马寺恰在雍门缺口西出的郑洛公路北侧、北魏西阳门之西南,两门和白马寺距离各约1公里,与史籍所载“雍门外御道北”或“西阳门外三里御道南”相符,可知早期白马寺的位置大体在今白马寺一带。

  至于隋唐以降直到宋元明清,因还保存有一定的遗迹遗物,如唐代高阁之柱础(今清凉台西侧),宋初东白马寺木塔之柱础(今齐云塔四周),金代齐云塔,元代大殿(大雄殿),龙川和尚墓,如琇和尚墓等,可证白马寺的位置大体一直没变⑥。

  二、关于清凉台

  在全国所有佛寺之中,唯白马寺有座“清凉台”。它位于今白马寺院内后部,是一座砖砌的高台。东西长42.80米,南北宽32.40米,高约6米。台上建筑,是以重檐歇山式之毗卢阁为中心,四周环绕以廊庑、配殿及僧舍等,清净幽美,规整紧凑,在整个白马寺古建筑群中它俨然自成格局,曾被不少游人称作“空中庭院”。

  据初步勘测,清凉台的夯土基址,东西长约77米,南北宽约55米,折合面积约4234平方米,约为现存砖砌高台平面面积的三倍。

  镶包清凉台所采用的长方形大砖,和白马寺山门,第一、第二层大殿(天王殿、大佛殿)殿壁,以及齐云塔塔座所采用的大砖,形式、大小略同,或应为同一时期的遗物。

  清凉台前有一古朴的券洞,高3.22米,宽2.54米,深3.90米。其券石和今白马寺山门门洞上所镶砌的券石形制相同,多刻有工匠名字,亦应同为一具时期的遗物。

  在砖砌高台的西侧,紧贴砖砌高台,留存有四枚巨大的方形石础,由南向北一字排列,每枚长、宽各约1.55米左右。

  今存“清凉台”石匾额,则为20世纪20年代洛阳人袁兆熊所题⑦。

  按现在流行的统说法,清凉台为白马寺的主要遗迹之一,被誉为白马寺“六景”之首。其实白马寺内是否自古便有一座清凉台?今存清凉台是否即原来之清凉台?那倒是大成问题的。

  前述东汉末年牟融的《理惑论》中有那么一段话:

  “又于南宫清凉台及开阳门上作佛像。明帝存时,予修造寿陵,陵曰显节,亦于其上作佛图像。”

  从这项最早的记载可以看出,汉明帝虽又曾于“南宫清凉台及开阳门上作佛像” ,但这里的清凉台却并非在雍门外的“佛寺”之内,两者之间本无什么关系。

  南朝梁释惠皎所撰的《高僧传》说:“愔又于西域得画释迦倚像,是优填王旃擅像师第四作。既至雒阳,明帝即令画工图写,置清凉台中及显节陵上,旧像今不复存焉。”这里也没有关于清凉台即在白马寺内的记载。

  北齐魏收《魏书·释老志》说:“愔又得佛经四十二章及释迦立像,明帝令画工图像置清凉台及显节陵上,经缄于兰台石室。”这里还不曾言及清凉台即在白马寺内的问题。

  其它和白马寺有关的古籍,如《后汉书》、《水经注》、《洛阳伽蓝记》等也都不曾载有清凉台即在白马寺内,或和白马寺有什么关联的事,甚至根本没提及清凉台。

  再查白马寺现存的历代碑刻,凡属明代以前的,皆不见“清凉台”之称。据明代嘉靖三十五年(1556年)太监黄锦所撰《重修古刹白马寺禅寺记》碑文说:“寺后有台,形高二丈,广阔三倍而有余,此必古之阁基也。上建重檐殿五楹,中塑毗卢佛及贮诸品佛经;左右建配殿各三楹,分塑摄摩腾、竺法兰二祖,盖重释道源本而俾人知其所自矣。”⑧

  这段碑文告诉我们,在黄锦于嘉靖三十四——三十五年重修白马寺时(此次系大规模重修,大体上奠定了今日白马寺之基本格局),在寺院的后部曾留存有高台一座,但他不认为是清凉台,而断言此高台必为“古之阁基”。我们认为黄锦的看法倒是很有道理的。

  唐代著名诗人王昌龄曾有机会夜宿白马寺,并留下了赞美寺境幽雅凉爽的诗句:“宦薄忘机括,醉来却淹留;月明见古寺,林外登高楼;南风开长廊,夏夜如凉秋。”⑨

  另据《旧唐书》说:“回纥至东京,以贼平,恣行残忍,士女惧之。皆登圣善寺及白马寺二阁以避之。回纥纵火焚二阁,伤死者万计,累旬火焰不止。”(10)

  由王昌龄诗和《旧唐书》所载,可知唐时白马寺内有高楼、高阁建筑,而且这高阁可容那么多的人,焚烧时竟“累旬火焰不止”,其规模一定是相当宏伟的。今砖砌高台西侧之四枚巨大的石础,便应是唐代白马寺内高阁的柱础。

  值得注意的是,如果说凡属明代之前的碑刻皆不见“清凉台”之称,那么自清代康熙、雍正年间白马寺住持僧如琇和尚的诗文碑刻起,“清凉台”之称便屡见不鲜了!正是这位如琇和尚,在康熙五十一年(1712年)于“禅诵之余”“偶拈古迹六事” ,即从白马寺的许多古代遗迹中选出了六项,并为每项各作了七言绝句一首,总题为“白马寺六景”,而列在“白马寺六景”之首的便是“清凉台”!如琇的七言绝句云:

  “兰台画阁碧玲珑,皓月清风古梵宫;石蹬高悬人罕到,时闻爽籁落空蒙。”(11)

  另在如琇和尚的其它诗文中也多处提及清凉台。由此我们便可以大致断定,正是如琇第一个把“古之阁基”称作“清凉台”的。

  至此,我们可以简略地概括为如下几句话:白马寺内本无清凉台,但有高阁;后高阁被毁,惟余阁基;明代黄锦曾对“古之阁基”予以修葺,大致奠定了今日所见“清凉台”之规模布局;清代如琇和尚却把此一“古之阁基”第一个称作了“清凉台” ,并列为白马寺“六景”之首而留传至今。

  需要说明的是,东汉时确有一座清凉台,但它是在洛阳城内南宫,而不是在洛阳城外的白马寺。这一点早在东汉时牟融的《理惑论》中就记载的很明确,“又于南宫清凉台及开阳门上作佛像”。关于南宫的位置,《永乐大典》本《河南志》说:“南宫南临洛水,去北宫七里。”(12)南宫遗址尚未发掘,但从城内街道分布,可以判断出它的位置范围是:中东门大街之南,耗门(东垣南数第一门)——广阳门(西垣南数第一门)大街之北,开阳门(南垣东数第一门)大街之西,小苑门(南垣东数第三门)大街之东,平面呈长方形,南北约1300米,东西约1000米(13)。清凉台为当时国都雒阳诸多宴乐之台中的一个,其位置即应在上述南宫范围内。既然如此,那么诸如所谓印度二高僧摄摩腾、竺法兰在白马寺内清凉台上译出第一本汉文佛经《四十二章经》的传统说法也便无从谈起,而另当别论了。

  三、关于《洛京白马寺祖庭记》碑

  《洛京白马寺祖庭记》碑,今置山门内东侧,通高3.50米,凡22行,满行55字,碑额篆书《洛京白马寺祖庭记》八字,立于元代至顺四年(1333年),由“沙门文才”撰文。碑文中有“上梦金人,自西飞至。身光炜,以迟旦告所梦于臣下”,“遣遵偕郎中蔡愔、秦景等十八人西访至天竺,遇沙门摄摩腾、竺法兰”等句子,碑文称白马寺为“祖庭”和“释源”,指出“释源居中天,权舆佛法之地”,实“腾、兰二神僧开教之绪”。

  撰文者署名“沙门文才”。关于这位“沙门文才”,既往关于此碑的著录都不曾涉及,笔者以为即应是元代华严名僧仲华文才。并在《洛阳白马寺》 (文物出版社,1985年)及《洛阳市志·白马寺志》中作了一些阐述。据《补续高僧传》、《大明高僧传》等记载:仲华文才,清水(今甘肃秦川)人,俗姓杨,名文才,字仲华,少性敏慧,自受具后,遍游讲肆,尽得贤首之学。初隐成纪(今甘肃天水),以松树筑室,人称“松堂”和尚。白马寺住持龙川圆寂后,河南僧录、宗密圆融大师慧觉荐文才,元世祖命文才主洛阳白马寺,为释源宗主。元贞二年(1296年),文才以龙川遗产在大殿塑佛、菩萨像五尊,在山门塑四天王像;大德三年(1299年)召马君祥等庄绘。时学者川奔海会,声誉日隆。元成宗于五台山建大万圣佑国寺,诏求开山第一代住持,帝师迦罗斯巴荐文才,成宗诏以释源宗主兼佑国寺主持。受命之初,大弘清凉之道,到老元怠。大德六年(1302年)圆寂,阳寿62岁。葬于五台东山之麓,著有《悬谈详略》 5卷,《肇论略疏》 3卷,《惠灯集》 2卷,《贤首疏》等。封邽国公。

  《洛京白马寺祖庭记》碑,剥蚀较重,正文末有“自永平乙丑迨今又千二百三十二年”及“有元元贞丙申”等字,永平乙丑,当公元65年,元贞丙早,当公元1296年,由永平乙丑至元贞丙申,刚好1232年,可知碑文作于元贞丙申,恰在中华文才卓锡白马寺期间。该碑立于至顺四年(1333年),其时,白马寺住持为仲华文才嗣法弟子、释源宗主法洪。在仲华文才殁后三十余年,法洪将其师生前所撰文字刻石立碑,也算是对其师的一种纪念吧。

  碑文正书,字体潇洒工丽,丰碑秀骨,于挺颖劲健之中透出俏美风流,实为不可多得的书法艺术珍品。但此碑不曾留下“书丹”者姓名,究竟由谁书丹,原是一件悬案。到了清代,毕沅对它作了一番考证:“至顺无四年,至顺之四年,即元统之元年也。字甚工丽,验其笔迹,实赵孟頫书”(14)。至此,遂断此碑为赵孟頫之作品。

  赵孟頫,字子昂,号松雪道人,水精宫道人,官至翰林学士承旨,封魏国公,是元代一位极著名的书法家、画家和诗人。元仁宗曾以他比“唐李白、宋苏子瞻”。史书还说他“诗文清邃奇逸,读之使人有飘飘出世之想;篆籀分隶真行草书,无不冠绝古今,遂以书名天下”。赵氏书法被誉作“赵体”而为人所宝爱。

  “至顺”为元文宗图铁睦尔的一个年号;“元统”为元惠宗妥灌贴睦尔的一个年号。赵孟頫卒于元英宗硕德八剌至治二年(1322年),《洛京白马寺祖庭记》碑,立于至顺四年(1333年),是在赵氏过世十一年后才刻立的。“至治” (赵氏生前最后一个年号)之后,尚有“泰定”、“致和”、“天顺”、“天历”等四个年号,才接“至顺”,故赵氏生前决不可能预知“至顺”年号,从而碑尾所刻“至顺四年”及月日字样,亦断不能为赵氏所书。于是结论中只能是这样:如此碑果如毕沅所说“实赵孟頫书”,那么年号、月、日等字则应为后人摹“赵体”而补加。但这是不在可能的。更大的可能是:此碑并非赵氏真迹。因当时“赵体”风行天下,群起而效之,此碑实出自一位崇习“赵体”成就甚高,几达乱真的书法家。还有,即以仲华文才这样高的身份撰文,匹配赵孟頫这样的大家书丹,然而在碑上只留下撰文者的名字,而不留下书丹者名字,不也不合情理而令人费解吗?

  四、关于“元代泥塑罗汉”

  在白马寺大雄殿内,原来保存一组泥塑十八罗汉造像,本为白马寺内最好的一组佛教文物,可惜于“十年动乱”时期被毁坏,造成了永远无法弥补的损失。

  这一组十八罗汉泥塑造像,究竟是什么时期的作品?按照流行的说法,都以为是元代的作品,有的文章更进一步说,这一组罗汉为元代马君祥庄绘,“精巧臻极,咸曰希有”。据“文革”前曾在白马寺作过调查的河南省文物部门有关专家回忆,当初在鉴定这一组文物时,曾请了北京的有关专家,大家以为这组文物工艺精湛、造型生动,并和风穴寺元代造像风格非常接近,又和白马寺内其它明代作品风格有别,认为可能是元代作品。至于有关文字资料或有关记载并未见过。

  由于工作关系,笔者多年来曾反复琢磨这组罗汉的时代问题,并多次查阅了有关资料,主要是寺内现存碑刻。如果根据白马寺内现存的有关碑刻来看,这一组泥塑罗汉并非元代作品,而应为明代作品,更确切说,是明代嘉靖三十四年至三十五年,太监黄锦重修白马寺时所塑造。

  现保存于白马寺内大佛殿前的《重修古刹白马禅寺记》碑中有如下一段话:“由是构良材于晋野,伐文石于嵩阴,冶砖瓦于洛汭,招工师于诸邑,涓选休辰,建前后大殿各五楹,中肖诸佛及侍从、阿难、迦叶、文殊、普贤、罗汉、护法之神;建左右配殿各三楹,中肖观音、祖师、伽蓝、土地众神。……”此碑立于嘉靖三十五年十一月,由黄锦撰文。由上面所录这段碑文可以明白看出:在黄锦重修白马寺时,曾在殿内塑罗汉像。这意味着什么呢?意味着当时白马寺内没有以前留存下来的罗汉像,否则何以要新塑呢?假如真的还留存有另外的一套罗汉像(例如元代的作品),那么在这元代和明代的两组造像中,为什么较晚的明代塑像后不知其下落,而较早的元代塑像却保存到了新中国成立后呢?这显然是说不通的。

  关于马君祥庄绘佛像事,见《故释源开山宗主赠司空护法大师龙川大和尚遣嘱记》碑。此碑刻于元代大德十一年(1307年)四月,由“嗣法孙”圆觉和尚述文,现嵌于毗卢阁内后壁西部。现摘录有关的一段原文如下:“……圣旨遣成大使驰驿届寺,塑佛、菩萨于大殿者五,及三门四天王,计所费中统钞二百定。大德三年,召本府马君祥等庄绘,又费三百五十定,其精巧臻极,咸曰希有…… ”文中“塑佛、菩萨于大殿者五,及三门四天王”,系仲华文才主白马寺时于元贞二年(1296年)进行的(15)。我们可以看出,恰恰是在这一方碑石里,并没有关于当时塑造罗汉像的记载(仅仅载有塑佛、菩萨及四天王像),所以关于马君祥庄绘罗汉一事也就更属子虚乌有了。

  在此前,龙川大师曾大修了白马寺,据《大元重修释源大白马寺赐田功德之碑》云:“为殿九楹,法堂五楹,前三其门,傍翼以阁,云房精舍,斋庖库厩,以次完具,位置尊严,绘塑精妙,盖与都城万安、兴教、仁王三大刹比绩焉。”(16)此次大修“阅二纪之久,缘甫集而行育(龙川)卒”,是年为至元三十年(1293年)。而前述文才主白马寺塑像一事,正是龙川大修工程的延续。这里也没提及塑罗汉之事。

  “文革”以前,大雄殿里除十八次罗汉供置两侧外,正中供有释迦牟尼佛,东有药师佛,西有阿弥陀佛,后有韦力天将。经过“十年动乱”的破坏之后,大雄殿内原存的泥塑像,仅有一尊塑像幸存下来,这就是现仍保存于该大殿内后部的韦力天将像。根据同样的道理,我们可以断定它也应该是明代作品。还有一事。 1954年修大雄殿时,打开由碎砖垒砌的山墙,发现墙内夹有一套罗汉像,当时即被毁坏,丢弃于寺西和尚墓地(17)这套罗汉何时所塑?是否元代作品?是否为明代黄锦大修白马寺时砌于山墙之中?这些都有待今后进一步探索。今天供置于大雄殿的一组造像,即三世佛(释迦牟尼佛、东方药师佛、西方阿弥陀佛),二天将(韦驮、韦力)、十八罗汉,本是一组元代的“夹紵干漆”造像作品(至迟不晚于明代正统年间),原藏北京故宫大佛堂,于1973年调来白马寺(18)。大雄殿内如果有可能按原来的罗汉图谱重新塑像,那么既然我们认为原来毁坏的一组造像实为明代而非元代作品,则今后在重新塑像时就应当考虑到一因素。

  五、关于齐云塔

  齐云塔是洛阳一带现存最早的古建筑之一,是为数不多的金代建筑遗存之一。塔位于今白马寺山门外东南不足一华里处,南临郑洛公路和陇海铁路。它保存了唐塔风格,玲珑而且挺拔,俏美而又不失古雅,外轮廓略呈抛物线状,给人以妩媚流畅之感,如琇曾把它列为白马寺“六景”之一,他咏齐云塔的“七绝”云:

  “风回铁马响云间,一柱高标绝陟攀。舍利光含秋色里,峻赠直欲压嵩峦!”(19)

  齐云塔是一座四方形、叠涩密檐式的砖塔,计十三层,通高约25米。底部为正方形的束腰须弥塔座,每边长7.80米;其束腰处,每边长6.76米。须弥塔座所砌用的是一种很大的砖,这些大砖本身的大小并不完全相同,其中最大的一部分,长在0.48米,宽在0.23米,厚在0.11米左右。而另一部分大砖,则略小于此数据。塔身所砌用的则是一种小得多的砖。而且相比之下,整个塔座显得较为破旧,塔身却保存的相当完好。由此我们可以推断,齐云塔的须弥座和其塔身该不是同一时期、同一次建就的。

  在齐云塔的塔座周围,环布着六枚巨大的石础,其中最大的一枚,长约1.65米,宽约1.60米,这六枚石础分布的相当有规律,就其分布和间距看,原来应共有八枚。略作八角形分布。

  关于齐云塔名称的由来,汉明帝创建之齐云塔和今存之齐云塔之间的关系,齐云塔为中国第一古塔,今存砖塔之前的木塔(以及东白马寺)实建于北宋初而毁于北宋末等问题,笔者已另有专文述及(20)。段鹏琦先生在同意木塔初建于北宋初年的同时,还进一步考证出庄武李王即李继勋等(21),此处不再赘述;这里将着重讨论一下和齐云塔有关的另一问题。

  很多人都知道,齐云塔有一种被称作“蛤蟆叫”的声学现象,流传于洛阳一带的关于齐云塔金哈蟆的传说,更是有声有色,活灵活现。这种声学现象是,当人们站在齐云塔南面(其实东、南、西、北四面皆可)大约20米之外用力拍掌时,便会由塔身发出一种很柔和的声音,听起来和田野池塘里蛤蟆的叫声十分相似。这种现象是如何产生的呢?

  按照物理学声学原理,当声源发出的声音(即声波)在传播过程中碰到障碍物(例如高墙、大山)时,便会被反射回来,形成所谓“回声”。如声源和障碍物距离较近,由于原发声和回声的时间差很短暂,两者“合而为一” ,单凭人们的听觉也就分辨不出来了,于是人们听不到回声。但如果声源和障碍物距离较远,从而原发声和回声的时间差较大,具体说在0.1秒以上,那么人们的听觉便可以清晰地分辨出原发声和回声,即可以听到回声了。

  声波传播速度的大或小,和传播媒质、温度等因素有关。当气温在20℃时,声波在空气中的速度大约为每秒343.36米。人们站在塔南20米拍掌,则掌声传到塔身再反射回来,其距离约为40米,需用时间约为0.102秒,这个数值大于0.1秒,故人们可以听到掌声的回声。

  但不仅仅如此。这里人们听到的回声并不是象拍掌那样“啪”的一声,而却酷似哈蟆叫声,这却是由齐云塔独特的结构造型而形成的。

  前面说过,齐云塔是一座方形密檐式塔,它塔身高大,塔砖又镶砌的十分严密,所以它能对声波形成较强的反射面;又由于它的抛物线形的外轮郭,周长最大处是中腰,故各层塔檐的下檐面和地面水平面之夹角便不可能相同了。根据声学中“入射角”等于“反射角”这一原理,各层或至少是好多层塔檐,都会将掌声反射回来;此外,齐云塔每层塔檐的下檐面又略作凹曲面状,所以它在反射声波时会产生“聚焦”现象(类似凹面镜在反光时产生的“聚光”现象),于是具体情形便是这样:

  当“啪”这一掌声发出后,它的声波便以“球面”向四外均匀传播,其中沿水平方向传播的声波,先碰到塔身并被反射回来;接着第一层塔檐也把声波反射回来;再下来是第二层塔檐反射回来,依次是第三层、第四层等等,都相继把声波反射回来。其中还包括各层塔檐在反射声波时所形成的“聚焦”现象。就是说,人们所听到的由齐云塔形成的回声,实际上是由好多次简单回声的叠加、延续以及所谓“聚焦”而形成的一种复杂的“综合回声”。这种“综合回声”的频率、响度和音色等和蛤蟆叫声较为接近,于是人们就听到了那样奇特的声响。

  回声是人类生活中常见的一种声学现象,是现代建筑工程(如影剧院、大会堂等)中必须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。北京天坛的回音壁是一处有关声学的著名例子,但齐云塔所形成的蛤蟆叫和天坛回音壁的原理并不一样,而且今存齐云塔的修建还早于回音壁(1530年)355年。

  罗哲文教授在介绍北京天坛回声壁的一篇短文中说,回音壁的声学现象属于普通的声学原理,也不是有意设计的,但它反映出我国古代在建筑材料和施工质量上所达到的高度水平。这些话同样适用于洛阳齐云塔。

  注释:

  ①(12)清·徐松辑、高敏点校:《河南志》,中华书局,1994年。

  ②③⑤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工作队:《汉魏洛阳城的初步勘查》 ,《考古》 1973年4期。

  ④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:《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》 ,文物出版社,1984年。

  ⑥⑦(15)(17)(18)参见徐金星主编:《洛阳市志·白马寺志》,中州古藉出版社,1996年。

  ⑧《重修古刹白马禅寺记》碑,现存白马寺。

  ⑨摘自王昌龄:《东京府县诸公与纂母潜、李颀相送至白马寺宿》。

  ⑩《旧唐书·回纥传》。

  (11)(19)《白马寺六景》诗刻石,现存白马寺。

  (13)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:《河南考古四十年》中《东汉都城洛阳》部分,河南人民出版社,1994年。

  《中国大百科全书·考古学》中《汉魏洛阳城遗址》部分,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,1996年。

  (14)毕沅:《中州金石记》。

  (16)转引自《洛阳市志·白马寺志》。

  (20)徐金星:《关于齐云塔的几个问题》,《中原文物》 1985年4期。

  (21)段鹏琦:《洛阳东白马寺和庄武李王》,《考古》 1992年第2期。
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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