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郭画晓:胡风影响下的洛阳唐代女俑
发布时间:2018-07-06 10:08:04   浏览次数:198   文字大小:【








  本文作者:郭画晓
 

  所谓“胡风”,是指胡族、胡人的风俗习惯及风尚、风格。“胡人”是我国古代中原汉民族对北方和西方异族的通称。先秦典籍中最早出现的“胡”是在《周礼·冬宫·考工记》中。据《周礼·冬宫·考工记》记载:“粤无镈、燕无函、秦无庐、胡无弓车。”东汉人郑玄注释:“此四国者不置是弓也。……胡,今匈奴。”《史记·匈奴列传》“秦有陇西、北地、上郡,筑长城以拒胡。而赵武灵王则变俗胡服,习骑射,北破林胡。”由此可知“胡”在战国时期特指的是匈奴。“汉之匈奴,即先秦时的胡,原本是匈奴的专名”(1)。到了东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,胡人的概念有了一些新的变化,开始“包括了匈奴系统和西域白种人两个层次”(2),这是因为随着汉代丝绸之路的开拓,西域地区居民进入了汉人的视线,汉人把这些西域地区深目高鼻的西域人称之为“胡”。东晋时期的“五胡十六国”之“五胡”,应指的是匈奴、氐、羌、鲜卑、羯,逐有“五胡乱华”的说法,显而易见,“胡人”的范围已由北方逐渐扩大到西部地区。进入唐代,“胡人”有了狭义与广义之分。从狭义上来讲,“胡人”特指粟特人。粟特人在我国古代史籍中称为昭武九姓、九姓胡、杂种胡等。《新唐书·西域下》指出:粟特人“始居祁连北昭武城,为突厥所破,稍南依葱岭,即有其地。枝庶分王,曰安、曰曹、曰石、曰米、曰火寻、曰戊地,世谓九姓,皆氏昭武。”他们碧眼、高鼻、肤白,其外貌特征明显与中原人不同;而从广义上来说,“胡人”是指西北地区的所有外蕃人,除北狄、奚、契丹、突厥等还包括西边诸国的龟兹、疏勒、康国、安国、高昌以及稍远的大食、波斯、天竺等。

  唐代,胡风盛行,这与胡汉相融合的李唐政权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。李唐皇室继承了胡族血统,坚持“自古皆贵中华,贱夷、狄,朕独爱之如一,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”(3)的“华夷一家”的民族观念和开放的民族政策,使唐代民族融合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。因此,唐代城市聚集了大量的自魏晋以来就迁徙至此的西域人及其后裔,仅北方境外部族内迁的移民至少在二百万以上。其中,西域胡人中以昭武九姓的粟特人入住为最多。在敦煌、肃州、甘州、凉州、原州、长安、蓝田、洛阳等地都有他们的聚落,从西北辗转到太原、范阳等东北之地也很多。另外,李唐政府对外国人移居中国也做出了专门的优惠政策,规定归化中国的外来者,一方面具状送官府奏闻,一方面所在州镇给衣食并于宽乡附贯安置。同时,还免去了他们的十年税赋(4),这就更加吸引了外国移民,胡人蜂拥而至,移民社区纷纷成立,如登州的“新罗坊”、青州的“新罗馆”、敦煌、凉州的“昭武九姓”等。胡人远来,被朝廷视为外国来朝,为其提供了较为公平的生活环境,从而使西域胡人与汉人和谐共处。

  胡人的到来,给唐代城市带去了一股强劲的“胡化”风潮。向达在《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》中对长安“胡化”现象是这样描述的:“开元、天宝之际,天下升平,而玄宗以声色犬马为羁糜诸王之策,重以蕃将大盛,异族入居长安者多,于是长安胡化盛极一时……”(5)。人们吃的是胡饼、搭纳一类的胡食,穿的是翻领、对襟、窄袖的胡服;戴的是虚顶、卷檐、搭耳、浑脱等各式胡帽;喝的是高昌酿法的葡萄酒与波斯酿法的三勒浆;演奏的是天竺、龟兹、疏勒、高昌等乐;跳的是快节奏的胡旋、胡腾舞;玩的是泼寒胡戏,以及马球等外来娱乐游戏。唐代洛阳诗人元稹在其《法曲》诗中所写的就是对这一“胡化”生活的高度概括。“自从胡骑起烟尘,毛毳腥膻满咸洛。女为胡妇学胡妆,伎进胡音务胡乐。火凤声沉多咽绝,春莺啭罢长萧索。胡音胡骑与胡妆,五十年来竞纷泊。”(6)胡服、胡妆、胡音、胡骑充斥于两京贵族妇女的社会生活之中。李泽厚先生说:在唐代,“中外贸易发达,‘丝绸之路’引进来的不只是‘胡商’云集,而且也带来了异国的礼俗、服装、音乐、美术以及各种宗教。‘胡酒’、‘胡姬’、‘胡帽’、‘胡乐’是盛极一时的长安风尚。”(7)由此可见,以“胡风”为美的社会审美风尚,是初盛唐社会生活的最鲜明的时代特征。胡风吹遍至大唐的每一个角落,渗透于唐代社会的各个方面,它不仅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,而且还改变着人们的精神面貌。

  洛阳作为大唐帝国的东都,在武则天时期曾一度超越长安成为帝国的都城——神都。这里居住着大量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外来移民,如平定突厥后归附唐朝的突厥贵族,有来自朝鲜半岛的百济与高句丽的降附贵族,还有中亚粟特地区的许多贵族和具有一定数量的景教、袄教、摩尼教等外国僧侣、外国留学生。不仅如此,洛阳还是著名的商业都会,城内有丰都、大同、通远三市,吸引大量胡商纷至沓来从事贸易活动。由于胡商众多因而城内有不少“波斯胡寺”、“胡祆祠”、“祆神庙”等。也许正是这种胡族习俗、异国文明、宗教文化与大唐本土传统文化相互交融的影响,才使得长期受礼教熏陶的汉族农业文化犹如注入了一种强心剂,不但让唐人在气质上“大有胡气”,而且在立法上也颇富“胡风”,体现出一种无所畏惧、无所顾忌的兼容并蓄的大气派。于是,生活在这礼法薄弱“胡人”社会的女性,自然获得了比任何封建时代女性都要多的生存和发展的权利,也享受着更多的自由和不拘。她们不仅拥有参政、治国的自由,而且还能够骑马、游春、踢球,甚至可以与男性同席饮酒、互赠诗词等,彰显出唐代女性主义得到了空前的解放。可以说,妇女思想开放在唐代达到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巅峰。因此,在此历史背景下,唐代的审美观因“胡风”侵染而由魏晋时期的崇尚纤瘦变为崇尚健硕丰腴,一反汉文化中以阴柔为妇女典则的传统,透露出胡族女性活泼、无拘无束的性格。从洛阳出土的众多带有胡风气息的唐代女俑中,我们可以窥其一斑。

  1.绿釉帷帽骑马女俑(图一)

  高32厘米,2009年洛阳道北唐墓出土。通体施黄绿釉。女俑面庞丰满,柳眉细目,头戴帷帽。上身穿窄袖襦,外罩半臂,下着曳地长裙,足登尖头靴,端坐于马上。

  帷帽是一种统称,凡是以纱或布帛类的柔软材质,缀于笠檐或宽边帽檐的周围,其长度只将脸部遮住,不超过肩部,用来遮蔽风沙等的帽子都可成为帷帽。其实,帷帽的本体是席帽,据王叡《炙毂子录》记载:“席帽本羌服,以羊毛为之,秦汉革毛以故席。女人服之,四缘垂网子饰以珠翠,谓之韦(帷)帽。”而垂缀在帽檐或笠檐的柔软材质,则称为“帽裙”,因此帷帽又称为“长裙帽”。

  关于帷帽的源始,据《晋书》卷九七《四夷传·吐谷浑》:“其男子通服长裙帽或戴羃離。”《魏书》卷一百一《吐谷浑传》:“其俗:丈夫衣服略同于华夏,多以罗幂为冠,亦以缯为帽。”那么,帷帽产生的原因应与羃離相同,皆是因遮护颜面以防风沙侵袭而衍生出来的首服,只是羃離的网帷很长,可以遮蔽全身,而帷帽的帽裙已缩短至颈部,相对于羃離而言简洁轻便。因此,帷帽是由吐谷浑传入中原,传入的时间约在北朝末年、隋代初期。

  帷帽由西域传入中原,渐被中原人所接受,尤其是对于那些需要走出深闺,露身于闾巷衢路的中原妇女来说,更是求之不得的。《旧唐书》载:“武德、贞观之时,宫人骑马者,依齐、隋旧制,多着羃離,虽发自戎夷,而全身障蔽,不欲途路窥之。王公之家,亦同此制。永徽之后,皆用帷帽,拖裙到颈,渐为浅露,寻下敕禁断,初虽暂息,旋又仍旧。咸亨二年又下敕曰:‘百官家口,咸预士流,至于衢路之间,岂可全无障蔽。比来多著帷帽,逐弃羃離。’”从此,遮蔽唐代女性容貌的人为篱墙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解除,女子带帷帽“递相仿效,浸成风俗”,成为一种不可抗拒的趋势。“则天之后,帷帽大兴,羃離渐息。中宗即位,宫禁松弛,公私妇人,无复羃離之制”。(8)帷帽的兴盛无疑是受胡人礼法观念淡薄的影响,特别是则天时代,女人当皇帝,更是对男尊女卑的封建传统礼教的极大冲击。到了开元时期,帷帽又被“靓妆露面,无复遮蔽”的胡帽所取代,唐代妇女服饰审美观念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开放程度。

  (图一)中这件女俑头上的装束正是唐代女子集羃離和帷帽于一身的形象(缺笠帽帽檐四周的网状织物),这种来自胡人妇女的装扮,颇受唐代妇女的喜爱,佩戴起来使人显得端庄贤淑,楚楚动人。唐代女子摒弃了障蔽全身的羃離,而改用“拖裙到颈,渐为浅露”的帷帽,是妇女服饰史上的进步,也是审美文化史上的进步,而这一进步显然应该归功于这个不拘礼法而崇尚风流的时代。

  2、三彩胡服女俑(图二)

  高35厘米,1987年洛阳市铁道部十五局唐墓出土。女俑头戴浑脱锦绣帽,身穿红色大翻领小袖上衣、绿色小口裤及红色软锦靴。通身施三彩,釉色鲜亮,形神兼备,不但具有唐代女性的那种阴柔之美,而且还增添了几分阳刚之气,更显英俊潇洒,是唐代妇女崇尚胡服的真实再现。

  众所周知,“胡服”不是专指一个民族的服装,而是对包括波斯、突厥、回纥等游牧民族服装的总称。早在战国时期汉人已把胡服引入到兵服中,赵武灵王的“胡服骑射”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。后经两汉至北朝,胡服已被编入宫廷朝服与常服。“隋代……贵贱通用折上巾以代冠,用靴以代履。折上巾,戎冠也;靴,胡履也。”(9)进入唐代,李唐王室更是胡化颇深,喜欢做胡族装扮,甚至明文规定除非祭祀节日,天子与文武百官一概都以胡服作为常服。至此,胡服风靡天下,达到极致。贞观时,长安“胡着汉帽,汉着胡帽”(10)已成为一种普遍现象。

  相对于款式、花色比较传统的男装而言,女装则更能扑捉到时代的流行节拍,特别是相对于在政治等级和社会礼仪方面有着严格要求的传统女装,胡服则显得较为宽松。同时,贵族妇女由对柘枝舞、胡旋舞的喜爱发展至对充满异域风情的胡服的青睐,则更进一步加速了胡服的流行。《旧唐书·舆服志》云:“开元末,太常乐尚胡曲,贵人馔御,尽供胡食,士女皆衣胡服”。女装在“胡风”这一时代潮流影响下,或直接将胡服原样拿来为我所用,或将胡汉服饰文化相融合,从而创造出独树一帜、具有时代气象的女装款式。

  唐代女子着胡服的“标准式样”是头戴胡帽,身穿圆领或翻领衣长及膝的小袖袍衫,下穿条纹小口裤,脚蹬软皮靴或锦靴,腰束蹀躞带,带下垂挂随身物品。其中的“胡帽”主要是指浑脱帽,多用厚锦缎制成,帽子尖顶,呈圆锥状,顶虚。传说浑脱帽的流行与初唐之长孙无忌有关。唐张篱《朝野佥载》云:“赵公长孙无忌以乌羊毛为浑脱毡帽,天下慕之,其帽为‘赵公浑脱’。”(11)“赵公浑脱”应该是用黑色羊毛织成的、像囊袋一样的帽子。长孙无忌戴浑脱帽而让“天下慕之”,缘于这种帽子样式的与众不同。浑脱帽帽饰式样众多,有的帽子周身织有花纹,有的镶嵌有各种珠宝,有的还带有上翻的帽耳,上饰鸟羽,有的帽顶缀有铃铛等。然而,胡服的流行式样随时代的不同而略有所差别,如武德、贞观年间流行波斯样式的妇女大衫;高宗永徽后流行仿吐火罗的长裙帽;天宝初年,以穿着龟兹的半臂、窄袖和波斯的披巾最为时髦;而安史之乱后,随着回鹘人的增多,“回鹘衣装回鹘马”(12)成为风尚。如图(图二)这件三彩胡帽女俑,从头到脚都展现出受胡风的影响:卷檐胡帽搭配窄袖衫、小口裤、软靴。这种从上至下全身的胡服装扮,在武则天时代已经成为一种时尚的风向标,尤其是“无复遮蔽”胡帽的盛极一时,让唐代女性“靓妆露面”,打破了“出门不得露面”的封建传统礼教对妇女的束缚,使得女性的自然天性和社会能力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释放,体现出大唐妇女在其性别意识上的开放性与积极性。

  3.彩绘骑马男装女俑(图三)

  高36厘米,1998年洛阳市偃师唐恭陵哀皇后墓出土。俑头戴黑色幞头,黑眉朱唇,身着粉色翻领窄袖紧身衣,翻领上饰花纹,腰系黑带,足穿黑靴,双手做牵缰状端坐于马上。

  在封建社会,“男女不通衣服”是古训,女着男装被认为是不守妇道。然而,在唐代这个礼法颇具“胡风”的时代,社会风俗得以极大的改变。妇女们已不再满足于隔纱观望的帷帽,而是要去掉纱罗,丢弃帽裙,靓妆露面,甚至穿胡服、戴胡帽,女着男装,表现出史无前例的开放与张扬。“女着男装”首先盛行于宫中。据《新唐书·五行志》记载:“高宗尝内宴,太平公主紫衫、玉带、皂罗折上巾,具纷砺七事,歌舞于帝前。”随后这种风气波及到民间,人们竞相效仿,蔚然成风,成为普通妇女的服饰。

  唐代的女着男装大致可分为三种:第一种:宫廷女官与仕女着男装。女官多为戴长脚幞头,穿圆领窄修缺胯袍服,脚着乌皮靴。革带插有记事版牍(笏)之类的记事文具,以证其职纷。其衣冠、束带及靴都极为讲究,犹如一彬彬男子,风度翩翩。第二种:宫女侍从着男装。宫女着男装的形象较为多见,主要有两种形式。一是戴幞头,穿圆领和折领窄修缺胯袍衫,腰系蹀躞带,带下挂承露盘(囊);一是梳双丫髻或裹软巾,腰束蹀躞带,带下也垂挂承露盘。承露盘富有祈求天佑赐福之象征意义,作为一种吉祥物,尊卑一致。第三种:贵妇侍女的男装。侍女头梳双丫髻,着圆领缺胯团花袍服,束带小口裤,足着乌靴。团花是袍服衫上的独有纹饰,极富异域特色,人们可以依据团花形状、花色的不同,来辨别其社会地位的高低以及其身价的尊卑。(13)其中,幞头是唐代男装中受胡风影响的典型代表。幞头形成于鲜卑族所建的北周时期,北周武帝改进了本民族的帽子,将整幅的布帛裁出脚用来包裹发髻。经过隋代的发展、定型,到了唐五代时期越发兴盛,成为男子常服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(14)盛唐时,幞头顶部多为圆形,中唐则呈现为直尖形,幞头角也由初始的软且下垂逐渐演变成以丝弦、金属丝等为骨架的翘脚、直角等硬脚。同时,其花样繁多,有“武家样”、“武家诸王样”、“英王样”等。另外,此时的缺胯衫在旧式鲜卑外衣的基础上,参照西域胡服改革而成,明显吸收了胡服的特点,袖子窄小且较为贴身,并且为了行动方便,衫子的两侧被分叉到膝盖处,故称“缺胯衫”。

  女着男装在唐代非常普遍。《旧唐书·舆服志》:开元初,“俄又露髻驰骋,或有著丈夫衣服靴衫,而尊卑内外,斯一贯矣。”有学者依据北魏杨衒之《洛阳伽蓝记》卷五于阗国“其俗妇人袴衫束带,乘马驰走,与丈夫无异”的记载,认为唐代女着男装是模仿西域于阗妇女的行为表现(15)。于阗国男女同服,鲜卑与于阗相同,亦是男女同服,而李唐皇室与鲜卑胡族渊源极深,因而唐代妇女女着男装的行为,明显表露出受鲜卑胡人崇尚母权、尊重母权的母系地位的影响,是鲜卑族“女高于男”、“男女同服”的母系社会心态的延伸反射,其目的在于彰显唐代妇女的社会地位。

  4.彩绘打马球女俑(图四)

  高35厘米,洛阳出土。女俑身穿翻领外衣,脚蹬长靴,骑跨骏马,左手挽缰,右手握拳,从其姿势来看应是手执球杖侧身俯击。虽然她手中的球杖已丢失,但人们依然能够从中感受到马球运动的激烈氛围。唐代诗人王建《宫词》的“对御难争第一筹,殿前不打背身球。内人唱好龟兹急,天子鞘回过玉楼。”正是对宫廷女子打背身球的最好诠释。

  马球起源于波斯,是一种马上击球的游戏。(16)太宗时传入黄河流域的长安,是长安胡人的日常娱乐活动。封演在其《封氏闻见记》卷六对其有所描述:“太宗常御安福门,谓侍臣曰:‘闻西蕃人好为打球,比亦令习,会一度观之。昨升仙楼有群蕃街里打球,欲令朕见。此蕃疑朕爱此,骋为之。’”到了中宗时马球运动已是“上好击球,由是风俗相尚。”(17)在唐太宗的影响下,许多皇亲国戚、达官显贵、军队将士也都纷纷加入到打马球的运动中。玄宗以后,宫廷球风日益炽盛。僖宗更是技高一筹,自诩“若应击球进士举,必为状元。”(18)可见其技艺之精湛。

  唐代宫城及禁苑里多半筑有打球的场地,譬如长安宫城北的梨园球场、大明宫的内东内苑、洛阳城的文思球场等。除宫廷球场外,许多达官贵人也都在自家建有专门的球场,如德宗时的司徒兼中书令李晟在长安永崇坊家中的自建球场;文宗时翰林学士承旨王源中在太平坊家中的自建球场等。与此同时,一些富豪子弟也纷纷加入其中。唐人李廓所作的《长安少年行》中“长拢出猎马,数换打球衣”(19)一句,正是唐代青少年从事马球运动的真实写照。可以说,唐代打球风气之盛,在我国历史上实属罕见。当然,这一流风所及也影响到了唐代妇女的日常生活,她们与男子一样也成为马球运动的狂热追捧者。她们策马挥杆,驰骋角逐于马球场上,其英姿勃发、神采飞扬的生动形象,散发着豪迈奔放的时代气息,成为当时社会生活的一道亮丽风景,因而常常被多情的诗人用浪漫的诗歌形式记录下来。如唐代诗人沈佺期在《幸梨园亭观打球应制》写道:“今春芳苑游,接武上琼楼。宛转萦香骑,飘飖拂画球。附身迎未落,回辔逐傍流。只为看花鸟,时时误失筹。”诗中的画卷跃然纸上:宫女在飞奔的马背上挥杖击球,运马回旋,技艺娴熟,但却不免被身边的花鸟所吸引而分神失球。

  相比于男子马球,女子马球则显得较为柔弱纤美,其中宫廷中那些宫女们的马球比赛,主要是表演给皇帝权贵看的,为王公贵族助兴,具有十分浓厚的观赏性和审美性。《全唐诗》中就有许多关于唐代女子打马球的描述。譬如,王健的《送裴相公上太原》:“千群白刃兵迎节,十对红妆妓打球”(20),张籍《寒食内宴二首》载:“廊下御厨分冷食,殿前香骑逐飞球”(21)。唐代女子翩然于马上挥杆击球的飒爽英姿尽入眼底。然而,由于马球运动的激烈性,很容易造成人身伤害,因此,唐人创造了一项适合女性的类似于马球的“驴鞠”运动,颇受妇女喜爱。

  纵观洛阳出土的唐代女俑,我们可以看到,它们不仅数量众多,而且造型多样,制作精丽,极富特色。仅其艺术风格而言,它熔铸南北,不但继承了北方原有雕塑艺术浑厚雄健的艺术风格,而且还融入了南方雕塑艺术中清新柔润的特点,使其既有别于两汉时期的古拙质朴,又异于魏晋时期的清新飘逸,更不同于宋元时期的精致工丽,达到了写意的审美特征与融会贯通的表现手法相结合的完美与成熟。特别是那些受“胡风”影响的女性形象,更是惊艳绝伦,美不胜收。匠人们用极富现实主义的手法把唐代的丰功伟绩和唐人自信自足、舒展自由的情趣,充分地表现了出来,弘扬着唐朝太平盛世富饶、开放的时代气息。
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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